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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建于1503-1512年的拉薩市當雄縣羊八井寺舊殿內轉經道的早期壁畫,系西藏重要藝術流派曼塘派和欽孜派早期的重要遺存之一。文本和圖像的研究表明,這些壁畫出自兩派的創建者及其早期傳人之手,它們對于厘清和重構這兩個畫派的早期藝術面貌和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羊八井(yang pa can)寺位于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當雄縣羊八井鎮。1503-1512年,由噶瑪噶舉派紅帽系四世活佛卻扎益西(chos grags ye shes,1453-1524)在西藏當時的實際執政者仁蚌巴·頓月多吉(rin spungs pa don yod rdo rje)的支持下修建而成。該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寺后是高大巍峨的念青唐古拉山,前面是寬闊的草原。此處不僅是拉薩到藏北草原以及后藏的交通要道,同時也是古代拉薩農牧交換和內地通往西藏的必經地之一。因此,寺院建成后,噶瑪噶舉派紅帽系活佛的駐錫地由乃囊寺遷移到該寺。寺內壁畫出自西藏兩大重要藝術流派曼塘(sman thang)派和欽孜(mkhyen brtse)派鼻祖及其早期弟子之手,其中舊殿一層內轉經道的部分壁畫仍保存至今,但一直未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鑒于這兩派鼻祖及其早期遺存十分罕見,舊殿壁畫遺存對于認識和重構這兩個流派的創建者及其早期風格,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藝術和學術價值。

一、羊八井寺舊殿現存壁畫遺存

羊八井寺舊殿坐西向東,位于重建的羊八井寺北側(圖一),而南側建筑均為新建,海拔4363米。殿高兩層,其中一層集會大殿由東面和中心寬大的正堂和西側中心的凈殿及其南、西、北三面建有一圈“巨”字形的內轉經道組成。羊八井寺舊殿內轉經道高2.7米,內外壁寬1.76米,南北兩側外壁長11.2米,東、西外壁長14.4米,其中東外壁南北兩側中部分別開有一扇小窗。壁畫主要保存在東壁的內外兩壁上,從上到下共分布有6排千佛小像(圖二),并在其中間隔地布置有數身大像,只有東外壁的度母像、天王像和東內壁的無量壽佛像尚能辨認。保存狀況只有中部較好,南北兩側或脫落,或起甲,或被煙熏;北側內外壁也保存有零星千佛小像,布局與東側內外壁相同,但狀況更差,其余各壁壁畫大多脫落或已完全模糊不清。由于轉經道被長期廢棄,當作臨時堆放雜物的倉庫,因此在雜物移開后,長期被雜物遮擋與未被遮擋、長期被煙熏的壁畫,其色彩形成巨大反差。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一:   當雄縣羊八井寺舊殿外景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二 : 舊殿內轉經道千佛壁畫 

千佛小像多一字排開,構圖密實,上下左右對稱,造型均為坐像(圖二),同時部分壁畫圍繞中心大像構圖。造型特點是:身紅色,面部呈橢圓形,螺發、高髻,頂飾寶珠;印堂寬闊,面頤豐滿,雙眼下視,表情于肅穆之中透出幾分親切;胸膛寬實,四肢健碩,身著黃色袈裟,袒露右肩;雙腳結跏趺坐于三重仰蓮座上,雙手前伸至跏趺的雙腳,手捧黑色大缽。身后繪綠色橢圓形頭光、深藍色馬蹄形身光和紅色橢圓形背光。除部分佛像在頭前左側或右側點綴著一朵小圓花和蓮花座上的蓮花色彩不同外,其余佛像基本一致。從紅色的身色和雙手托缽的造型來看,千佛小像表現的應為無量光佛(圖三)。與此同時,在東內壁中段底端保存著一身大型的菩薩裝無量光坐佛(圖四)。佛像保存狀況較差,頭部和部分頭光曾長期被雜物遮擋,其余部分被煙熏。經仔細辨識,坐佛身紅色,上身裸露,下身著裙。頭戴五葉寶冠,高髻,面部橢圓,五官受損不清。耳佩圓形大耳珰,胸前佩飾雙重環形瓔珞和U形項鏈。雙肩圓實,環披帛帶,雙臂佩飾臂釧,雙手置于胸前并持物,所持法器受損,無法辨識。雙腳結跏趺坐于須彌座上,座上敷設三重仰蓮坐墊。頭部邊緣飾有巴扎(patra, 蓮花等裝飾紋樣)紋樣的圓形頭冠,背光大多已毀或遭煙熏,形制和紋樣不清,從右肩上方描繪的渦卷紋樣和其下的立柱推測,渦卷紋表現的應是背光中常見的摩羯魚尾。須彌座正中繪有珊瑚、象牙等供品,兩側各繪有一只回首的孔雀(圖五)。從坐佛的身色、四肢的姿勢和須彌座的乘騎孔雀推知,坐佛應為無量光佛。此外,在東外壁南段亦保存有一身菩薩裝坐像。遺憾的是,該像只剩上半身,下半身已全部剝落,并且頭部五官受損,胸部被煙熏黑。仔細辨認,此像頭部略微向右傾斜,雙耳上方也裝飾有一朵小圓花。雙頤十分飽滿,雙眼微睜下視,神態慈祥。右肩保存有一只盛開的白蓮花,相對的左肩保存有一只青蓮花。從略微右傾的頭部和兩只蓮花推測,該像描繪的是綠度母坐像(圖六)。天王像保存極差,僅存部分輪廓,從造型和鎧甲等服飾局部來看,應為四大天王之一的持國天王。整體上,從色彩、裝飾和工藝等方面來看,千佛小像較為簡樸,而大像則十分精致,裝飾華麗,色彩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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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舊殿千佛壁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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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舊殿菩薩裝無量光佛壁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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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舊殿無量光像須彌座及其孔雀壁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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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舊殿綠度母壁畫(局部)

據宿白先生調查,羊八井寺舊殿的這種平面形制最早出現于7-10世紀桑耶寺的札覺加嘎林和康松桑康林,但大量出現還是在15世紀以后,如擴建后的小昭寺、朵阿林大殿、扎囊強巴林、哲蚌寺措欽大殿、貢嘎寺集會大殿等,均采用了這一形制。與此同時,壁畫的題材和風格也與基本此吻合。事實上,16世紀初以來的藏文文獻不僅證實了這一推斷,而且還進一步為其提供了更加準確可靠的年代。

二、羊八井寺的修建與壁畫繪制的年代和作者

關于羊八井寺的創建年代,學術界目前存在著1490年和1503年兩種不同觀點,但按該寺創建者紅帽系六世活佛卻扎益西五十四歲(1507)前撰著的傳記《青蓮花雙垂瓔珞傳》(rtogs brjod autpalavi do shal),該寺由噶瑪噶舉派紅帽系四世活佛在當時西藏的實際掌權者仁蚌巴頓月多吉的支持下,分兩個階段建成,即始建于水豬年(1503),完成于馬年(1512),共歷時九年。

第一階段的修建經歷了選址、乞地、破土和包括祖拉康大殿在內的主體建筑的修建。

藏歷水豬年(1503)元月,紅帽系四世活佛蒞臨當雄后,為羊八井寺進行了選址,最終,雄偉的念青唐古拉雪山的八座山神中央的日沃昌杰山(ri bo vbrang rgyal)前成為寺址,東向正好面對德欽山(bde chen ri bo)。從三月十三日開始舉行了三天的乞地儀式,并在二十四日吉日舉行了破土儀式。“(四世活佛)五十一歲,即水豬年四月十九日吉日,為七十六根柱子的祖拉康大殿(gtsug lag khang)和喇章(bla brang)及一百九十七間僧舍(gra khang)奠基。二十三日就舉行了供奉三寶的盛大儀式,并派人前往拉薩、桑耶等地獻供,以祈求寺院的修建圓滿無礙。衛藏、康區和卓區(vbrog)等地的無數工匠依照仁蚌巴王(sa skyong,即頓月多吉)的命令,前來修建寺院。九月前,基本完成祖拉康大殿上下層建筑、二層轉經堂(skor khang)和其他附屬建筑的修建。九月二十三日,王仁欽杰卻(sa skyong rin chen rgyal mchog)敬獻集會大殿(vdu khang)的開光供品”。

第二階段包括維修個別殿堂的立柱和新建彌勒大殿。

由于甘丹凈殿(dgav ldan gtsang khang)的立柱霉爛,“后至馬年(1510),柱基下沉,四世活佛截斷腐爛嚴重的柱子,對其予以維修”。猴年(1512),六十歲高齡的四世活佛從丹薩替寺“再次前往羊八井寺,修建了一百余根立柱并帶回廊的彌勒大殿(byams khang chen mo)和榮康(rung khang),并為其立塑彌勒像。因四世活佛于夢中夢見釋迦牟尼說法像,因此在殿中照此立塑了巨大的彌勒主眷金像”。

綜上可知,羊八井寺應建于1503-1512年之間,其中在1503年的初建階段,修建了祖拉康大殿、喇章、甘丹凈殿和197間僧舍,1512年的第二階段又增建了彌勒大殿。建筑由擁有76根立柱的祖拉康大殿(gtusg lag khang)、100多根立柱的彌勒大殿(byams khang chen mo)、眾多喇章(bla brang)、轉經堂(skor khang)和197間僧舍(grwa khang)以及其他附屬建筑組成。至1792年,其建筑規模又進一步擴大,該寺“共樓房七百七十八間,又僧房三百五十七間,又山下小廟一座計十三間”,“田產九處”,“喇嘛一百零三名”,不僅規模空前,而且“大、小佛像甚多”。其中,現存的舊殿應為原初的祖拉康大殿。

《賢者喜宴》不僅記載了羊八井寺的創建及其過程,而且對壁畫及唐卡的內容和作者也進行了明確的記載。1503年,羊八井寺第一階段的土木工程結束后,立即進入了室內的藝術裝飾階段,“為羊八井寺立塑眾多主尊和脅侍像,以及歷代紅帽系活佛的等身(sku tshad ma)金像。同時在護法神殿立塑噶瑪噶舉派和丹薩替寺傳承(thel pavi chos)的護法神像。寺院上下各殿所有繪畫都十分精美,由曼塘巴·曼拉頓珠父子(yab sras)和欽孜瓦繪制。祖拉康大殿內外所有繪畫都一氣呵成。作者(巴臥·祖拉陳哇)從小就耳聞:其‘完工如此之快,材料如此清凈無暇,工頭如此之重要,史無前例’”。由此可知,羊八井寺以祖拉康大殿為首的佛殿的壁畫都出自著名畫家曼拉頓珠父子和欽孜瓦的手筆。不僅如此,西藏社會對羊八井寺建筑工程的效率、材料和藝術之精美都贊不絕口,以至于巴臥·祖拉陳哇(1506-1544)從小就對其如雷貫耳。

羊八井寺的造像、壁畫和唐卡等藝術不僅受到了當時的禮贊,甚至深深地影響到二百年后藏傳藝術的創作。18世紀噶瑪噶舉派八世司徒活佛、噶瑪噶智派著名藝術家司徒班欽·卻吉迥乃(situ pan chen chos kyi vbyung gnas,1700-1774)就深受啟迪。按司徒班欽本人的《自傳》,1714年,十四歲的他就十分仰慕曼拉頓珠在羊八井寺創作的作品,并深為折服。他為此寫道:“此時,我如饑似渴地學習佛教繪畫等,從(羊八井寺)下面的圖書館到喇嘛拉康,保存有著名的曼拉頓珠的真跡百幅大成就者像,我徑直就住在了這里”,不忍離去。

羊八井寺創建初期,除大量的雕塑、壁畫外,還為其創作了不少唐卡。其中一幅巨幅錦緞唐卡就出自于曼拉頓珠兒子曼塘·絳央巴(sman thang vjam dbyangs pa)之手,并且體現出爐火純青的技藝。按《賢者喜宴》,當“巨幅唐卡布面展開在寺院前方的草坪上后,曼塘·絳央巴足穿錦緞靴子,手執帶柄炭筆,開始在布面上創作,標色標,然后剪裁各種顏色錦緞,拼接完成一幅巨大的錦緞佛像。據說舉行開光儀式時,出現了許多奇異征兆。繪制如此之大的鍛制佛像,不僅未畫基線,也沒有做任何修改,而是一氣呵成。依作者(巴臥·祖拉陳哇)之見,除了畫師出神入化的技藝外,主要是法王(紅帽系四世活佛)的大慈悲”。可見,絳央巴的繪畫技藝也絕不亞于其父曼拉頓珠。

上述有關羊八井寺修建的過程、殿堂立塑的雕塑、壁畫和唐卡的繪制以及作者的信息,在18世紀成書的《司徒班欽自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由此表明,自16世紀初以來,傳統的藏族學者和藝術家都認為羊八井寺的壁畫是以曼拉頓珠為首的曼塘派和欽孜派畫家創作的早期作品。事實上,要確定其中壁畫遺存的畫派性質,則需要這兩個流派更多的史料和傳世作品提供進一步的參考。

三、舊殿壁畫與曼塘派其他早期繪畫

幸運的是,文獻中有關曼塘派創建者曼拉頓珠的零星記載和近年來新發現的該派的早期繪畫遺珍,為研究羊八井寺舊殿內轉經道壁畫的性質提供了進一步的參考。據《根敦朱巴傳》、《班欽釋迦卻丹傳》和《司徒班欽自傳》等藏文文獻,參與羊八井寺壁畫繪制的曼拉頓珠及其早期弟子曼塘·絳央巴、曼塘囊巴·倫珠巴(sman thang nang pa lhun grub pa)和曼塘·希瓦沃(sman thang zhi ba vod)還主要在后藏扎什倫布寺、色多巾寺和山南的色卡古多寺等處進行了藝術創作,以曼拉頓珠為首的曼塘派在早期主要依靠他的子侄弘傳,而他本人則主要參加了羊八井寺和扎什倫布寺的修建。

按《根敦朱巴傳》, 一世達賴喇嘛根敦朱巴(dge dun grub pa,1391-1474)在1447年開始創建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扎什倫布寺時,便邀請曼拉頓珠師徒參與了其藝術創作。從1458年開始,至1469年止,曼拉頓珠在扎什倫布寺進行了十余年的藝術創作活動,創作了大量的壁畫和唐卡作品,作品主要有:1548年,為祖拉康大殿(gtsug lag khang)繪制了八十四大成就者環繞金剛持佛和十六羅漢環繞釋迦牟尼佛的兩幅凈土壁畫,同時完成了釋迦牟尼佛畫傳《十二宏化》的白描工作,特別是繪制了金剛持說法圖;1464年,在祖拉康大殿出色地完成了佛傳《佛陀百行》(rgya mdzad chen mo)畫傳的繪制;1468年,用三個月的時間圓滿完成十八庹(平身雙臂之長,約五尺)長、十二庹寬的巨幅釋迦牟尼佛鍛制唐卡(gos sku chen mo);1469年,與佛像繪塑家(ri mo lha bzo ba)多波且(stobs po che)等人完成四大天王像的塑造,天王殿十五護方神(phyogs skyong bco lnga)和十二藥叉大將(gnod sbyin gyi sde dpon bcu gnyis)像的繪制。由此不難看出,扎什倫布寺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為此他也贏得了“畫王本莫且(pir thogs ryal po dpon mo che)”和“神靈幻化的畫王(lhag pavi lhas rgyud byin gyis brabs pa pir thog rnams kyi rgyal po)”的稱號。據說,扎什倫布寺都康欽摩現存十六羅漢環繞釋迦牟尼佛和金剛持與八十四大成就者壁畫就是當時的遺存。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壁畫歷經數百年的煙熏,幾乎一片漆黑。更令人惋惜的是,其中的主尊像釋迦摩尼佛和金剛持像后來被重繪,因此無法與羊八井寺舊殿壁畫進行進一步比對。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七:釋迦牟尼佛與二弟子 ,唐卡,曼拉頓珠繪,15世紀,薩迦寺藏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近年在薩迦寺發現了一幅有明確題記的由曼拉頓珠創作的《釋迦牟尼佛與二弟子》唐卡(圖七),從而為羊八井舊殿壁畫的比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該唐卡畫幅中心構圖的是釋迦牟尼佛與二弟子,中前為五供,右下方為施主像,即曼拉頓珠的老師多巴·扎西杰布夫婦,左下方為財神布祿金剛。根據唐卡背面題記,曼拉頓珠還繪有十六羅漢、無量壽佛、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度母、白度母、護法神和多聞天王等17幅唐卡。通過將這件唐卡與羊八井寺壁畫遺存的比較發現,二者在風格上既有相似,也有區別之處。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如下:首先,二者背光形制和處理相近。以羊八井壁畫的綠度母(圖四)和菩薩裝無量光佛(圖六)為例,兩處采用的都是圓形頭光、馬蹄形身光,邊緣都裝飾有一圈巴扎紋樣,并且其內的數道光環均以紅色和藍色等色彩來表示。與此同時,頭光和身光主體部分均為單色素面,無裝飾紋樣。其次,蓮座及其蓮瓣的處理方式也非常接近。曼拉頓珠的唐卡雖然未表現須彌座,但其上的蓮座由三重仰蓮組成,蓮瓣飽滿、寬大,瓣尖突出,同時中間最大一排蓮瓣的色彩由藍色和紅色組成。除色彩上的差異外,蓮座的這一形制以及蓮瓣的造型和裝飾同樣也可在羊八井寺千佛小像和無量光佛身下須彌座上的蓮座中見到。不同之處也顯而易見,如以佛像為例,與曼拉頓珠的唐卡相比,羊八井千佛的下頦較尖,軀干略顯單薄(圖二)。與此同時,螺發的處理不同:前者(圖七)幾乎看不到螺發的形狀,而后者每一個螺發的造型都十分清楚(圖二);袈裟的穿著以及衣褶的處理也相異:前者右肩搭袈裟,袈裟寬大、衣褶繁密(圖七),而后者則裸露右肩,袈裟貼體,衣褶稀少(圖二)。

上述比較大致表明,二者關系十分極為密切,但似乎并非出自同一畫家之手。按前引《賢者喜宴》,曼拉頓珠及其兒子絳央巴都參與了該殿的創作,因此舊殿現存壁畫或出自絳央巴之手。不過遺憾的是,迄今尚未發現任何明確屬于曼塘·絳央巴的畫作。

四、 舊殿壁畫與欽孜畫派早期遺存

按《賢者喜宴》和《司徒班欽自傳》,欽孜畫派的畫家也參與了羊八井寺壁畫的繪制,因此有必要將羊八井寺舊殿現存壁畫與欽孜派同一時期的作品進行一番比較,以便進一步確定舊殿內轉經道壁畫的性質。

從現存作品、相關記載來看,《賢者喜宴》和《司徒班欽自傳》記載的“欽孜瓦(mkhyen brtse ba)”就是著名的欽孜派的鼻祖欽孜欽摩(mkyen rtse chen mo)或欽孜瓦·格年南巴杰哇(mkyen brtse ba dge bsnyen rnam par rgyal ba)其人。文獻對于這位大師的記載與曼拉頓珠一樣,不僅缺乏生卒年,甚至連生平也語焉不詳,只是載及他與曼拉頓珠二人均師承多巴·扎西杰布學習藝術,參加了羊八井寺和貢嘎寺等寺院的藝術創作,其藝術自成一體,史稱欽孜派。其中,他在西藏山南扎囊縣的貢嘎寺領銜創作的壁畫至今仍較為完整保存。該寺由明代貢噶宗宗本貢噶南杰(kun dgav rnam rgyal,1431-1496)始建于1464年,為薩迦派晚期貢噶支系密宗的重要傳承地。按《宗巴·貢噶南杰傳》,貢嘎寺一層集會大殿凈殿及其內轉經道的佛傳故事與薩迦派題材的壁畫,以及原回廊的《如意藤》本生故事壁畫、佛傳《十二宏化》和二樓的喜金剛、勝樂金剛和時輪金剛等密宗題材壁畫,均出自欽孜瓦·格年南巴杰哇叔侄(khu dbon)之手。

貢嘎寺壁畫的題材極其豐富,在此以二者共同擁有的諸佛題材為主進行簡略的比較。貢嘎寺的這一題材壁畫主要分布于集會大殿內轉經道和原回廊《如意藤》本生故事的中心。在構圖上,貢嘎寺原回廊《如意藤》本生故事壁畫與羊八井舊殿以菩薩裝無量光佛和綠度母為中心的千佛布局相同,均以居中的大型主尊像為中心布局,區別只在于周圍的脅侍像不同,前者脅侍為《如意藤》本生故事中的情節,而后者則繞以千佛。貢嘎寺內轉經道的《十二宏化》佛傳壁畫則有所不同,三壁雖然分別構圖了四身釋迦牟尼佛大像,但佛傳故事的畫面位于其底部,并非環繞大像構圖。在造型上,貢嘎寺壁畫中諸佛的造型,尤其是螺發、寶珠、印契和袈裟的表現十分豐富,與羊八井壁畫相比,集會大殿內轉經道《十二宏化》佛傳上方的十二身釋迦牟尼佛大像更為接近(圖八),其造型均為右手結觸地印、左手結禪定印的成道相,螺發及其上的頂珠的處理與羊八井寺千佛相似,但身軀更為結實。與羊八井寺千佛相比,佛的著裝更加多樣,除袒露右肩(圖三,圖八)外,也有右肩搭袈裟,甚至內著坎肩的裝束。袈裟較為寬松,不似羊八井寺千佛貼體,衣褶更為繁密。頭光、身光的造型及其素面的處理,二者基本相同(圖八至圖十),但千佛在頭光和身光的四周不見繁雜的裝飾紋樣,而貢嘎寺壁畫卻有精美繁復的山石和云紋襯托(圖八,圖十)。與千佛壁畫相比,貢嘎寺壁畫的蓮座及其蓮瓣造型雖多為仰蓮(圖十),但蓮瓣層數豐富,不止三重,而且還有覆瓣蓮座。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八:釋迦牟尼佛,壁畫,貢嘎寺集會大殿內轉經道,欽孜欽摩師徒繪, 1464年

與此同時,羊八井寺菩薩裝無量光佛(圖四)和綠度母等大像繪有巴扎邊緣的背光(圖六),也同樣出現在貢嘎寺集會大殿原回廊薩迦派喜金剛本續傳承祖師(圖九)和《如意藤》本生故事的主尊佛像(圖十)壁畫之中。二者的處理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其中顯著的差異是,綠度母像的頭光和身光邊緣都裝飾巴扎紋樣,但貢嘎寺壁畫只有頭光如此裝飾;相同之處是,羊八井寺壁畫由立柱支撐飾有拏具背光的做法(圖四),在貢嘎寺壁畫中同樣可以看到:如薩迦班智達及其二弟子頂部帶巴扎紋樣邊緣的拱形背光直接與兩側寶座中飾有雙龍的立柱相接(圖九)。同樣,回廊大威德金剛殿殿門右側《如意藤》本生故事中釋迦牟尼佛主尊像的背光,也由雙立柱及其上帶巴扎紋樣邊緣的背光組成(圖十)。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九:薩迦班智達(局部)壁畫, 貢嘎寺集會大殿,欽孜欽摩師徒繪,1464年

圖像與文本:西藏當雄縣羊八井寺早期壁畫遺存初探

圖十:釋迦牟尼佛 壁畫,貢嘎寺集會大殿大威德金剛外壁,孜欽摩師徒繪,1464年

鑒于羊八井寺壁畫現存遺跡有限,且保存較差,尤其是色彩難以與貢嘎寺壁畫進行全面深入的比對,從有限的資料仍可得知:貢嘎寺與羊八井寺壁畫關系密切,不過難以對其性質做出明確的判斷。究其原因,曼拉頓珠與欽孜欽摩雖各自創立了不同的畫派,但二者均同出一個師門,具有相同的藝術傳統和背景,二者之間存在著共通之處,順理成章。其次,羊八井舊殿現存作品的數量及其保存狀況限制了二者之間全面系統的比較,難以藉此判明各自鮮明的特點。從總體上看,羊八井舊殿現存壁畫與貢嘎寺壁畫在風格上似乎差異大于相似。

五、 小結

通過對文本和圖像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結論:首先,按照文獻,羊八井寺創建于1503-1512年間,而非1490年或1503年,其中以祖拉康大殿為首的壁畫出自曼塘派和欽孜派鼻祖及其弟子之手,與文獻記載吻合。其次,現存舊殿內轉經道壁畫以千佛題材為主,間以無量光佛和綠度母等主尊大像,其風格與曼塘派和欽孜派其他早期作品,關系密切,應系羊八井寺創建伊始時所繪。第三,從現有材料雖難以準確斷定這些壁畫遺存的風格流派,但通過與薩迦寺藏曼拉頓珠真跡《釋迦牟尼佛與二弟子》唐卡和貢嘎寺欽孜欽摩叔侄創作的壁畫的比較可知,羊八井寺舊殿壁畫與曼塘派更加接近。第四,舊殿現存壁畫為研究曼塘派和欽孜派藝術的早期面貌和歷史提供了又一重要的資料。鑒于長期以來文獻記載的缺失和傳世作品的極度匱乏,曼塘派和欽孜派這兩個西藏藝術史上極為重要流派的創始人及其早期面貌至今不清,羊八井寺舊殿現存的這批壁畫因此顯得十分珍貴,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文授權轉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作者為熊文彬(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李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碩士研究生);盧素文(四川大學博物館))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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